杨宜勇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前所长。 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，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，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。“十
杨宜勇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前所长。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，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，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防风险、强监管、促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，为新时代金融工作划定了路线图。面向新征程，如何把握三者内在逻辑、破解实体经济服务难题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、统筹开放与安全，事关金融高质量发展全局。对此，《理论研究》周刊专访了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杨宜勇，就“十五五”期间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进行深度解读。
把握内在逻辑实现动态平衡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“坚持防风险、强监管、促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”。在您看来，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？实践中如何实现动态平衡？
杨宜勇：防风险、强监管、促高质量发展，这三者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，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，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。
首先，防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，也是底线要求。金融的本质是经营风险，但风险一旦失控，就会从微观领域蔓延为系统性危机，甚至引发经济震荡。当前，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，重点领域的风险仍然需要稳妥化解。没有风险的可控，就没有金融的稳健；没有金融的稳健，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。
其次，强监管是防风险的根本保障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我们应全面加强金融监管，做到“长牙带刺”、有棱有角，把所有金融活动都纳入监管视野，无论是持牌机构还是新兴业态，无论是传统业务还是创新产品，都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风险的积累。
最后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最终目的。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，血脉畅通，经济才能健康发展。防风险、强监管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发展环境，让金融资源真正流向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普惠民生等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。
在实际工作中，如何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？我认为核心在于三点：第一，要坚持系统观念。不能把风险防控与发展对立起来，不能“一刀切”地收紧导致实体经济失血，也不能为了短期增长而放松监管埋下隐患。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，在化解风险中积蓄发展动能。第二，要强化制度约束。通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、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，形成从风险识别、预警到处置的完整闭环，让风险防控有章可循、有规可依。第三，要增强政策协同。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、产业政策、监管政策要协同发力，避免各自为政、政策叠加或相互抵消。监管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，确保金融体系在安全的前提下高效运行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聚焦五大领域提升服务质效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要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”，并重点发展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这“五篇大文章”。您认为这五大领域在落地过程中面临哪些核心挑战？应该如何突破？
杨宜勇：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精准地回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民生短板，是未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。但每一篇都是“难写的文章”，面临不同的挑战，也需要不同的破解之道。
科技金融的核心挑战在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。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、长周期（883436）、高风险的特点，而传统银行信贷追求的是稳定收益和低风险。这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矛盾。突破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多元股权融资，壮大“耐心资本”，完善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的机制。同时，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比如科技创新再贷款，发挥其撬动和引导作用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科创领域。
绿色金融的难点在于标准统一和转型风险。目前，我国的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规模已居全球前列，但绿色分类标准、环境信息披露规则尚未完全统一，容易导致“洗绿”风险。此外，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过程中，可能形成“转型风险”——如果转型过快过猛，可能引发企业倒闭、不良贷款上升。破题之策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丰富转型金融工具，并强制要求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。
普惠金融面临的是商业可持续性与服务覆盖面的平衡。中小微企业、农户、新市民等群体，往往缺乏抵押物、信用记录不完整，金融机构服务意愿不足，成本也较高。关键路径是严格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，引导它们立足本地、专注主业、深耕普惠，避免盲目扩张。同时，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降低获客成本和风控成本，并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，为普惠金融提供风险分担机制。
养老金融的瓶颈在于长期资金供给不足和产品体系不健全。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发展滞后，居民缺乏长期养老资产的积累渠道。同时，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，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。破局之道是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体系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养老理财产品，并打通养老金、保险资金、企业年金等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，让长期资金匹配长期资产。
数字金融的挑战集中在数据安全（885942）、技术风险与监管适配。金融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效率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数据滥用、算法歧视、技术依赖等风险。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建设，是应对之策。
总体而言，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需要政策、市场、科技三端协同发力：政策端要加强引导，完善配套措施，持续规范行业发展秩序；市场端要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一流投资机构；科技端要以数字技术赋能风险识别与资源配置效率。三者形成合力，才能真正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。
深化综合改革激活资本市场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资本市场改革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一环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“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，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”。您认为当前资本市场还有哪些亟待优化完善的重点方向？
杨宜勇：资本市场是连接融资端与投资端的枢纽，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。当前，我国资本市场应从以下三方面发力：
第一，融资结构应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。我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，直接融资占比偏低，且股权融资中私募股权(PE)/风险投资(VC)的退出渠道不够通畅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不是简单地多发几只股票，而是要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发展多元股权融资，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，稳步发展期货、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，为不同类型、不同生命周期（883436）的企业提供差异化、全周期（883436）的融资服务。
第二，制度安排应适应中长期资金入市的需求。我们常说“耐心资本”不足，其实背后是制度障碍。保险资金、养老金、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，在入市时面临考核周期（883436）短、投资限制多、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等问题。要壮大耐心资本，就必须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体系，优化长周期（883436）考核机制，丰富风险管理工具，让长期资金“愿意来、留得住、投得好”。
第三，监管与投资者保护应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。过去一段时间，交易监管的有效性、退市制度的执行力、投资者赔偿机制的健全性，都暴露出一些短板。必须加强交易监管，严厉打击市场操纵、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；强化信息披露，让上市公司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信息；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，特别是代表人诉讼等集体救济制度，让投资者在权益受损时有渠道、有保障。
此外，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要“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”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。它意味着，我们要为红筹企业、未盈利科创企业、新业态企业提供更加灵活、更具弹性的上市和交易安排。同时，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一流投资机构，提升市场的定价能力、研究能力和专业服务（884257）能力。只有投融资两端协同发力，资本市场才能真正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坚实支撑。
夯实基础支撑统筹开放安全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金融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“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”和“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”。这两者如何协同推进？在扩大开放的同时，如何守住风险底线？
杨宜勇：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一个是硬支撑，一个是软实力，两者相辅相成、互为依托。
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，是金融体系运行的“高速公路（884154）”。它包括支付清算系统、征信体系、金融统计、登记托管、数字人民币等。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，核心要求有两条：一是安全，要具备自主可控、抗冲击、高可用的能力，能够应对极端情况下的运行压力；二是高效，要实现跨市场、跨境的互联互通，降低交易成本，提升运行效率。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，既是提升支付效率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战略布局，有助于增强我国在数字货币（885866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。
上海国际金融中心，则是我国金融开放和资源配置的“龙头”。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，意味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、跨境投融资、金融产品创新、国际规则对接等方面走在前列，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。
两者协同推进，有三个关键：第一，基础设施先行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，离不开高效便捷的支付清算、登记托管等基础设施支撑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(CIPS)要持续完善，扩大覆盖面，提升处理能力，为上海集聚全球金融资源提供基础保障。第二，功能互补。金融基础设施的全国统一性，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窗口定位，是功能互补的关系。全国统一的支付清算、征信、统计体系，能够保障金融运行的稳健和高效；而上海的先行先试，则可以为全国金融改革探索路径、积累经验。第三，风险隔离。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，必须牢牢守住风险底线。要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，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，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要做到“放得开、管得住”，将所有金融活动、金融市场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，确保开放进程与监管能力相匹配。
在对外开放方面，既要“引进来”——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落户中国，也要“走出去”——支持境内金融机构提升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。但无论开放到什么程度，都要坚持风险可控、监管到位。金融基础设施是“基”，国际金融中心是“峰”，基础牢固，才能攀上高峰；只有在开放中不断锤炼风险防控能力，才能真正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强国。(图片明天)